“化学物已经取代了细菌和病毒，成为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在20世纪后半段和21世纪当中，我们将发现造成死亡的疾病主因是源自于化学。”
――得克萨斯农工大学毒物学家里克•欧文（Rick Irvin）
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末的西南部，你会发现一个小城，旅游业是它的经济基础，游客来此探访的是那些叫作“小矮人”“土地神”和“仙女”的“隐形人”。有识之士把这些看不见的领地制成地图，热心的小镇领导将这些地图卖给游客，告诉他们这些隐形生命在村中的居所，游客在走动时被告知要小心翼翼，因为尽管这些隐形生命的生命频率和人类不同，但我们的出现还是会干扰到他们的世界。这种互动关系颠倒过来，依然被认为是成立的。
合成物的范例与上面的故事很相似。化工业、食品业和制药业的领袖们对我们打保票说，在看不到的分子王国存在一个无害的合成物世界。这个世界由他们所创造并控制，假如我们按照他们卖的地图前进，并观察我们步入的地方，就会感受到魔法的神奇。我们被告知，只要信任地图的绘制者，只要相信他们许诺的美好生活，只要借助食品、医药和消费品中的化学“魔弹”（magic bullet），我们的生活就不会受到破坏，我们就会平安无事。
尽管工业领军者们并非是故意设计陷害大家，但我们的所作所为依然是受到某种神话的唆使。这类迷信影响了整个人类的健康和生存，一整套经济体系在看不见的国度之上得以建立，而我们就是那里的游客。关于这个看不见的国度，有一些秘密也许能帮助你摆脱幻想。
协同作用的隐秘角色
在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一些神秘原因，新泽西的海边小城布利克（Brick）的居民（共有人口76119人）开始警惕地发现，那里儿童患自闭症的人数增长很快。这种神经系统紊乱会抑制儿童的交流和社会交往技能，而布利克儿童的患病率竟然比全国平均值高两倍。威廉•加拉佛（William Gallapher）和鲍比•加拉佛（Bobbie Gallapher）夫妇所领导的自闭症儿童家长小组怀疑，这一切是因为布利克的城市供水井受到了三种合成化学物质的混合污染。
每一种污染物的单独测量浓度似乎都很低，不足以对健康造成威胁，但常识和直觉让这些家长想到，也许是这三种主要水源污染物产生了协同作用，从而造成了自闭症的蔓延。“没有人注意到这些化学物质的累积影响。”鲍比说道。作为两位自闭症儿童的母亲，她告诉其他家长，“最可怕的一件事是，他们迟迟未做这些研究，他们只看单个的化合物。”
新闻报道中的这些评论引起了马萨诸塞州武兹赫尔（Woods Hole）海洋生物实验室三位科学家的注意。他们决定做试验，使用与布利克供水中相同的混合污染物，并用它来测试贝类水生物胚胎的神经系统发育。这次研究及其结果刊登在2005年同行审查的科技期刊《环境毒物学和药理学》上，也成为了研究合成化学物与疾病关联的里程碑。
当研究人员处理贝类水生物的胚胎时，使用了三种污染物的混合液，这种胚胎在研究细胞发育时是非常有用的模型。结果发现，一种据信与神经发育有关的酶出现了显著增长，假如这一切发生在接触这些污染物的人类胎儿中（可能是因为母亲饮用了掺有化学成分的水，或在这样的水里洗过澡），那么神经发育就可能受到影响，从而可能导致自闭症。
这项研究的意义从本质上撼动了合成物范式。协同作用的意思是，两种或更多的化学物（或过程）同时作用，其整体影响远远大于它们单独影响的总和。对科学家和政府监管者来说，协同作用的可怕之处在于――对企业管理者来说更是如此――它深刻地挑战了所有传统的风险分析计算方式，挑战了我们对产品、食品、水或药品的健康威胁的判断。
科学与医学使用的测量技术依然过于笨拙，所以人们甚至无法预计体内多重来源的复合化学物之间的相互反应风险如何。很多科学家和大部分企业都宁愿对协同作用置若罔闻，也不愿意面对这样一种前景，即承认他们所知的一切关于合成物和健康的事情都是错的。
一块科学与医学尚未探索的广袤研究领域是，协同作用在决定我们的健康质量上究竟起到何种作用。《自然的魔力》（Nature’s Magic）一书的作者、生物学家彼得•科宁（Peter Corning）认为，协同作用“实际上是自然界一种伟大的指导原则。”他相信，协同作用“是一个重量级的概念，可以跻身于‘万有引力’、‘熵’和‘信息’这样的词之列，它们都是理解世界运行规律的钥匙。”
协同作用从很多方面影响我们的生活――或好或坏的影响。人类思维就是化学反应协同作用的结果。人类生殖是如此，身体的食物代谢也是如此。尽管希腊文中的synergos意思是“共同工作”，暗指积极的合作效应，但我们的确也有消极的协同作用，有时称之为dysergies。最明显的是处方药相互反应，产生毒副作用，比如当镇定剂和止痛剂一起使用时，就会导致昏迷或死亡。
尽管它们在我们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人体中协同作用的影响依然是个谜，医学界的相关研究非常少。“科学家研究复杂系统时，透过的是他们自己的专门概念、范式和理论，”科宁写道，“对很多科学家来说，实际上，协同作用是一个陌生的词。”对于科宁的观点，我们可以用一段令人不安的话加以佐证。在2004年发行的美国化学学会的会刊《环境科学与技术》中，其编辑承认说：“其他（化学协同作用）的影响，正在我们实验室所忽视的领域发生，这绝对是真的。当我们都不知道那里会有什么时……生物多样性如何能在它们如今接触的繁多化学物中得以保存呢？”
主流文献中首先提到协同作用影响的，是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62年的环保主题畅销书《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在书中，她对“两种或更多不同致癌物共同作用”对健康的有毒影响拉响了警报。她举了两个例子。当一种叫“马拉息昂”（malathion）的磷酸盐农药与其他磷酸盐共同施用时，“就会产生巨大毒性，其程度是两种物质毒性预计相加的50倍。”类似地，当DDT加入“其他导致肝损伤的碳氢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广泛地用于溶剂、脱漆剂、脱脂剂和干洗液）时，化学物之间的作用就会发生改变，程度也会加剧。这一过程还会在人体中致癌。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更多协同作用有毒的证据，它们分别来自塞缪尔•爱泼斯坦在波士顿的儿童癌症研究基金会（Children's Cancer Research Foundation）和敬二滕井（Keiji Fujii）在东京的国立卫生科学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Hygienic Sciences）所做的研究。他们发现，即使相加的时间隔了多达200天，若两种或更多化学物质结合在一起，也可能让毒性的整体作用提高。
各种各样的最新证据纷纷揭示了合成化学物质可能影响我们健康的不同方式。接下来的例子说明有些人是如何成为“煤矿里的金丝雀”，他们的遭遇警示别人，危险正变得日益严峻。
●利物浦大学（英格兰）对四种普通食品添加剂做了长达两年的实验室研究，它们分别是人造增甜剂阿斯巴甜糖、味精（monosodiumglutamate）、人工色素喹啉黄（quinolineyellow）和亮蓝（brilliantblue），结果发现，它们之间的协同作用会干扰正常的神经细胞发育。2005年12月刊出的《毒物学》认为，添加剂混合物对神经的毒害作用是单独使用这些添加剂时的七倍。儿童吃过零食后，在他们的血液中常常能找到这种被研究的添加剂混合体。
●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学家杰拉德・沃刚（GeraldWogan）对中国上海的一组男性进行研究后“惊奇地”发现，假如他们在感染乙肝时摄取了食物中的化学毒素，那么他们得肝癌的危险会增加70倍。这些致癌成分“相互提高彼此的作用”，《纽约时报》（2005年12月13日）说，“更复杂的问题是，一个人的饮食或饮食构成能加速酶的活动，从而加速化学物向致癌物的转化；而另一些饮食成分则能够阻止具有解毒功能的酶活动。”
●在讨论“长期接触有毒化学物会如何摧毁大脑神经元并引发帕金森症”的最新研究时，全国环境卫生科学院的一位流行病学家告诉《洛杉矶时报》（2005年11月27日）：“不是某一种脏东西造成了帕金森症，而是由于接触到周围很多化学物质的结合物。”现在，在各种化学物组合中，农药被认为是偷偷杀死大脑细胞的主要凶手。
●世界各地航空公司的乘务员都体验过各种被称为“飞行病”（skypoxia）的症状，特点是恶心、头痛、体乏、话语模糊、记忆丧失和紧张发抖。有些毒物学家相信，这些症状是因为化学气体发生协同作用，而封闭的机舱空间和喷气机燃料气体又加重了这一过程。“气体与其他化学物之间的协同作用可能是最根本的问题，”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克里斯・温德risWinder）教授说，“虽然对于化学协同作用知之甚少，但这个问题确实存在，因为我们有很多患病的空中乘务员。”
●加拿大政府的科学家在2001年加拿大健康部（Healtnada）的研究中发现，当实验室动物接触到几种杀虫喷雾剂和除草剂的微小混合物时（这种混合物会对人类构成污染），80%的动物幼崽在出生时即已死亡，其他则出现了行为异常。科学家的报告认为死亡率高得很奇怪，因为混合物中的化学物在使用时剂量都不是致命的。这样的协同作用可能意味着“我们对农药的整体试验体系都是破绽百出，根本不能找出它们的真正危险。”其中一位科学家承认。
●在半个世纪之后，当预计世界范围内已有100万婴儿因此死亡后，神秘的婴儿猝死综合症让儿科医生和卫生保健专家们一筹莫展。现在，新西兰的化学家吉姆・斯普罗特（JimSprott）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明婴儿猝死是因为化学物质发生协同作用，然后产生有毒气体所致，比如床垫在生产时使用的阻燃剂。被褥中常常出现的一种霉菌可能会在受热时与合成化学物质发生反应，产生出足以令婴儿窒息的毒气，因为婴儿的身体比儿童或成人要脆弱得多。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助产士和其他专业保健人士开始鼓励母亲们用密封的防护罩来包裹婴儿床垫。自从这场运动开始之后，根据卫生部门的说法，新西兰的婴儿猝死率下降了48%。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对9282人的血液和尿液进行了化验，结果发现100%的受试者平均携带有13种农药的有毒混合体。“尽管政府对每种单个化学物都提出了健康标准，但这项研究显示，在真实世界中，我们接触的是同时作用的复合化学物，”农药行动网（PestdeionNetwork）的资深科学家玛格丽特・里夫斯（MargaretReeves）认为，“还没人清楚复合接触的协同作用会如何，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即使浓度很低，这些化学物结合在一起也会对健康有害。”
●氯是一种能够将其他化学物转化为拟态雌性激素（即女性荷尔蒙）的化学元素。“那些饮用过氯化水的人得乳腺癌的机会更高，”英国毒素专家葆拉・贝利-汉密尔顿说，“氯似乎能与水中的某些物质产生反应，形成三卤甲烷。这种化合物会导致乳腺癌。这种诱发癌症的效果已经在路易斯安那州饮用氯化自来水的妇女当中得到了研究证实。”
●1996年，在《环境健康面面观》（EnvironmentalHealthPerspives）中，一组科学家报道说，如果把几种聚氯联二苯和二恶英（dioxin）混合，就会让毒性出现协同增长，比原先预计的高800倍。“……生物协同作用……可能比人们先前认为的更加普遍，”这些科学家断言，“而且很明显，环境信号能产生协同生物反应。”
化学协同作用也许能解释很多20世纪末出现的神秘疾病――慢性疲劳综合症、海湾战争综合症、肠易激综合症（irritablebowelsyndrome）和多发性化学物质过敏症（multiplemlsensitivitysyndrome）。就海湾战争综合症来说，位于北卡来罗纳州达勒姆的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做了项试验，他们把海湾战争期间士兵广泛使用的两种农药化学物，与一种士兵为预防毒气战而服用的药剂相混合，受试动物接触到这些化学物质的协同作用后，就出现了与海湾战争老兵报告症状相似的神经系统紊乱。
“多发性化学物质过敏”这个词是过敏症学家西伦・伦道夫（TheronRandolph）发明的。他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怀疑，接触现代合成化学物质导致了很多他接诊时看到的慢性症状，包括偏头痛、恶心、呕吐、失忆、关节疼痛、窦组织充血、咽喉发痒。国家科学院的一份报道估计，现在美国人口中30%都出现了这种综合症的某些症状，这个数字比1987年调查时统计的受难者两倍还多。
虽然还没有权威的诊断试验，也没有已证实的科学机理来解释这种多发性化学物质过敏综合症，但伦道夫用来支持自己协同理论的逻辑听上去很可信：人体就像一个桶，里面装了很多微量的合成化学物质，直到装满；一旦达到极限值，任何多余的化学接触都会导致系列的过敏反应。与我们身体携带的化学毒素负荷相比，这种类比依然成立，可能存在一个化学接触的危险点，它会引发我们对某种疾病的基因易感性。或者，这个危险点将削弱我们的免疫系统，使我们更加容易患病。
政府的监管者既没有专门的技术手段，也没有足够的财政来源，去监视（更别提监管）因产品、食品、水、空气或药品接触化学物而导致的协同作用。我们必须自己开始自我监视和自我监管，很多工作将是凭借常识和直觉，用试错法来进行，错误将不可避免，但如果密切关注我们和其他人对日常生活中复合化学物接触的反应，我们就能发现规律，从而帮助我们渡过协同作用的地雷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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